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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判陈世峰死刑，是否意味着正义没有得到伸张？
陈世峰的庭审结束了，最终获刑是20年。
这个结果，跟江歌妈妈想要的死刑，有很大的距离。失望是肯定的。从司法的角度，我不知道怎么看。听业内人士说，这也不是什么意料之外的结果。毕竟在法庭看来，只是一桩普通的刑事案件，除了受害者亲属情绪特别激动，引发了国内特别多的关注之外，本来就没有什么特事特办的必要。
但从心理的角度，这个判决有一个小小的好处。就是它留下了一个不甘的，可供诅咒的靶子。无论它在司法上是不是公正，只要江歌妈妈心里觉得那是一个不公正的结果，她的后半生，就永远还会觉得这件事「未完成」。
我认为这或许算是一个好处，是相比于她「完成」了这件事而言的。完成就等同于失去。失去这个案子之后，她该去哪里呢？对江妈妈来说，这个案子是她失去女儿之后，后半生仅余的期待了。在庭审过程中，她还能在某种意义上保留跟女儿的连接，她在为女儿做最后的努力。还有许多人陪她一起，见证她的悲愤绝望。但当这一切结束，人群散去，她要独自面对之后的生活。
旁人翘首等待的，总归是一个结果，是否得到一个大家想象中的公义。像是在替江妈妈打抱不平：「您想出一口气，我们帮您出这口气。」但我们很少去想，旁观的人出这口气，就足够了；江妈妈出这口气，就足够了吗？
假如凶手伏诛，杀人偿命，这件事就该到此为止，画句号了。不然的话还要怎么样？围观的人渐渐散去。剩江妈妈一个人站在原地，两手空空。
这件事到此为止了，接下来就该是：「请你走出来吧。」
「请你走出来」，这话很容易说。
这里很明显要取决于正义怎么定义。如果说正义的定义是“以牙还牙，以血还血”，那么显然凶手只有被判死刑才能是实现正义。但是现代社会早已经走出了这种原始的正义观了。
当代·正义的定义很多，一下子讨论不完。让我们先讨论两个具体的话题。首先，一个要问的问题是，社会有没有权利夺取一个人的生命？我们都认为一般而言，个体没有权利夺取他人的生命。比如说陈世峰没有权利夺取任何人的生命。那么为什么一个集体就有权夺取他人的生命了呢？
一个常见的回答是：民意汹汹，为了维护集体的情绪稳定、为了集体的正常运转，我们必须要牺牲这个人。这是一个集体对个体生杀予夺权利的来源。但是我们真的想要这样的集体吗？举个例子，现在的研究一般显示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虎门战败的确是军事实力相差太多，谁也无力抗拒清军。但是大败消息传来，民意汹汹，道光帝对当时主持事务的琦善说：“慰忠魂无他法，全在汝身”的时候，还有人觉得只要是为了维护集体的正常运转，我们可以牺牲任何人吗？如果那个人正好是读者你呢？
其次，让我们再问一个问题。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没有谁可以变更过去。对杀人凶手判死刑就一定是未来防范杀人最好的办法吗？首先，对杀人凶手无期限的拘禁和死刑在防范他或者她再次杀人的效果是一样的。（有些人可能会说，无期限的拘禁十分昂贵，死刑就便宜多了。那么我们又回到了上面的问题：如果我们执行死刑的原因是死刑能够降低社会的成本，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对所有对社会索取多于付出的民众执行死刑？）其次，不少的研究显示，防范未来犯罪的效果不但取决于惩罚的严厉与否，也取决于有多少罪犯受到惩罚。举个例子，假设我们的刑法决定偷窃就砍手。这是很严厉的惩罚。但是假设每一万起偷窃案里，只有一起得到惩罚，那么其实这么严厉的惩罚的威慑力就很小：小偷们会觉得自己容易侥幸，是一万起里的九千九百九十九个没抓到的小偷，而不是那个被抓到的小偷。因此，光从防范未来犯罪的角度来说，提高破案率，提高罪案成功判罪率也非常重要，而不是单纯地在意单个案件的惩罚是不是严厉。
国人本质的理解就是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更何况陈世锋在日本也对日本的刑法有所了解，知道自己被判处死刑的可能性为零，所以对被害人江歌残忍下手，恰巧有因为江歌和刘鑫是闺密，闺蜜这个词在国内人认为关系是非常亲密的，起因是刘鑫的男友陈世锋对刘鑫的骚扰，刘鑫让江歌去处理她和陈的破事，本来就不合理的，江歌和陈世锋又不熟，正好陈世锋占有欲有比较强，刘鑫处理方式不当激怒了陈世锋，江歌成了挡箭牌的阻碍着，好人不长命，唉，刘鑫作为闺蜜对于江歌的母亲不够尊重，最后引起了道德沦丧问题，国人眼中陈世锋杀人必须死刑，死刑是必须的，有没有得到伸张，并不是我们能做主，此事只能让我们把自己的眼睛擦亮点，宁愿得罪君子，也不要得罪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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